齐泽克导读（一）从南斯拉夫到斯洛文尼亚

原文：Ian Parker, SLAVOJ ZIZEK: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第一章：从南斯拉夫到斯洛文尼亚翻译：自译，渣翻勿cue，有错请讲，闻过则喜，善莫大焉

这一章讲南斯拉夫国家的形成、运转和解体，以及西方如何在东欧重新发明资本主义。怎样理解这一过程，怎样看待铁托的崛起与没落、自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抵抗以及新的自由市场道德多数，将影响我们阅读齐泽克和他理解这一过程的方式。推究他的理论来源的不同组合的的轨迹，说明他改写这些理论来源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探讨齐泽克对这些理论的运用受到什么局限，怎样才是结合三个理论来源的正确方式。

理论来源本身也是歪曲的，可能本身即已无法反映它生发的时代和世界。问题不只是思想在特定社会情况下如何实现、怎样解释，而且是一些概念集合是怎么综合作用来把它们反映情况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和崩溃点的。准确来讲，这里是在勾勒这些理论相互组合时最远的不可能性边界。南斯拉夫历史正是死结和突破的历史，是和不可能性的关系，所以这组概念不应该用来解决或者理顺它们要反映的东西，而是也要用来展现不可能性。所以，关注否定、匮乏和辩证断裂的这三个理论来源如此重要。他的不同概念系统正是首先草草建立于巴尔干的经济政治地形，然后再为外国的学术界读者重建的。

直接讨论他竞选总统一事为时过早。对南斯拉夫的妥协和挑战都是建立/推翻斯大林主义这一辩证过程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南斯拉夫的何种困境让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得以出现，这样的历史给齐泽克到处出现创造了怎样的观念基础。

南斯拉夫面对的困境证明了那些想法是不可能的。知道这种不可能性，才知道西方眼中的他和真实的东欧的关系。推究哲学和政治作品在南斯拉夫的传播发展，从历史和南斯拉夫内部的视角来看齐泽克。

THE PERFECTION OF THE STATE

铁托把南斯拉夫革命引导到开放和民主的自我管理社会主义的形式，不得不与斯大林主义官僚传统割席，走第三道路。问题是这种表述在各个方面几乎全错，但这个关于南斯拉夫国家的表示面向本国国民和西方国家的不同版本，都服务于描绘出一个神话，足以在多年之中扼杀反抗和有效地诋毁马克思主义。

这种说法的意义只在于打开讨论的空间。异见者通过这一视角得以自由讨论官僚体制，揭露政权的伪善这一核心问题。

齐泽克意识到，南斯拉夫政权要求斯洛文尼亚人与它宣称的民主保持一种犬儒的距离才能正常运转。这是“过度认同”的实践——也许能够从内部打开并引爆意识形态的设备。后面将讲到这种反抗策略，这里先关注怎样拆解这个在1980年代以前维持着南斯拉夫的结构必须的符号欺骗的各个方面。

彼时南斯拉夫反抗力量已被锁死于中之处

约瑟普$\cdot$布罗茨$\cdot$铁托，一个醉心于马克思主义、而后在其莫斯科的岁月中迅速加入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克罗地亚铁匠；围绕他构建起来的个人崇拜本身就证言了南斯拉夫铁托政权具有斯大林主义的形式。铁托作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负责巴尔干地区，并于1937年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书记。铁托甚至一度被作为共产国际领袖的斯大林的继任者而培养，而自从1948年于斯大林决裂到他1980年死亡，对这一个人的大量怪诞的崇拜也值得回想。领袖形象诡异地加倍了，他以斯大林为榜样，而又表现得好像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加激进的反转的形象，这样就已经往南斯拉夫政治的符号肌理中引入了一种别样的表里不一。

到南共被共产国际开除之前，铁托很明显是一个好好的斯大林主义者。1947年设立了共情局（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代替和继承了共产国际，后者已于1943年解散。解散的部分动机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示好，向西方释放一个信息：苏联愿意参与一段时期的“和平共存”，以便完成“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同时要求各地共产党的活动服从于苏联官方的外交目的。对铁托来讲，在1948年，继续做好斯大林主义者就意味着要尊重与帝国主义强权达成的妥协，包括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的妥协， ==14 SLAVOJ ZIZEK== 欧洲就得分割于西方和苏联的势力范围之间。^5^

这样南斯拉夫就会被中立化，对两边来说都是威胁，起到缓冲区的作用。与新建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斯洛文尼亚相邻、显然被划给了西方的意大利的共产党，负责任地把武器上交给了他们的政府。而同样也被划给了西方、与铁托的最南边的共和国（今天的北马其顿）接壤的希腊，与陷入了西方支持的政府军与游击队之间艰苦的内战。彼时的斯大林主义者们在莫斯科停止革命活动的指示与战地上拒绝上缴武器的共产党员之间陷入了分裂，尤其实在希腊北部的希腊马其顿地区。

西方本已认定南斯拉夫会遵循莫斯科与伦敦在1944年达成的外交协定，当时盟国和流网的南斯拉夫政府停止了对切特尼克的支持——后者是塞尔维亚“祖国皇家军队”，致力于消灭或清除叛国者，并涉嫌屠杀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以及吉普赛人和犹太人。^6^ 当时伦敦转而支持在南斯拉夫民族解放的反法西斯协会中的铁托的游击队，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仍在持续合作，以至于抓到的切特尼克和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乌斯塔什要交给铁托来处决。我们这里一直要注意的是方法，尽管铁托拒绝砍掉游击部队中的“无产者旅”，他并没有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割席的意思，这个理论里的观念是无产阶级革命得推迟到维持布尔乔亚统治的阶段之后。8

但是这不是说在更早的1941年的时候铁托的游击队和斯大林之间就没有摩擦，那时候苏联还在直接与流亡的皇家南斯拉夫政府协商。当时每一个当地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机构都得非常艰难地平衡斯大林的命令与在地的活动者们可以接受的实际的可能性。9 战争结束时的铁托-Subasich协议支持建立联合政权，保持南斯拉夫处于它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轨道上，本将可以遵守发自莫斯科的经过讽刺性概念化畸变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就意味游击队以及新政府想要提到“社会主义”都得小心护卫。最后1963年重新命名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当时的设计是用来标识该政权的“社会主义”特征，但我们可能会借用齐泽克最爱的一句话说，这于它实际上所是的“恰恰相反”。没有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革命式推翻，而只有对“无产者旅”的中立化和对经济的维稳，开始时是由资本主义，后来是由官僚来节制的市场系统。 ==YUGOSLAVIA – TO SLOVENIA 15==

于是，我们这里要揭示的就是那些，包含的事情在很多关键方面与表象恰恰相反，的佯谬的出现背景。因为从来就没有过社会主义革命，也就并不存在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昙花一现而后勉力支撑的民主开始的腐化堕落的过程。^10^ 实际上，南斯拉夫建立起来的国家首先稳定了资本主义，然后就把它吸收于官僚系统的需要了。类似其它东欧国家的情形（那些市场机制运行的空间更小的国家），南斯拉夫这个把资本主义“结构性吸收”^11^到斯大林主义命令经济之中的过程，意味着该国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某个临时位置，这种状态同时是对两种制度的戏仿。

展现南斯拉夫国家的神话

有一则神话是南斯拉夫国家结构上必要的建国神话，是在与斯大林割席后延续斯大林主义统治的符号机器的一部分，就是说铁托领导了一场违抗莫斯科的革命运动，对社会执行过一场社会主义转变。铁托与斯大林的割席事实上起于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的贸易和军事关系，彼时斯大林试图加强他对他的影响范围与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的把控。而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夺权已然让它不可能再成立为一个羽翼丰满的资本主义强国。这里最好对比淹没于内战中的希腊，斯大林的代理人则试图压制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反抗。而在希腊与南斯拉夫的边上，有一个双方势力范围之间的重要例外，即阿尔巴尼亚。斯大林想要阿尔巴尼亚在战后并入南斯拉夫，但是在铁托与斯大林的分裂中，恩维尔$\cdot$霍查的压制性强得难以想象的地拉那政权选择了与斯大林结盟。直到苏联与南斯拉夫在60年代早期达成了一点和解，霍查才为他自己构建了一条新的命运：成为地区内唯一的列宁派，在中苏交恶之际站队中国。^12^

阿尔巴尼亚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中的物质、经济-政治地位可以简单地重新描述为类似于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幻想性的创伤原点，我们后面再考虑这一点。这些问题对齐泽克对是什么驱使塞尔维亚落入了斯洛博丹$\cdot$米洛舍维奇统治的相关描述相当关键。 ==16 SLAVOJ ZIZEK== 目前需要强调的是，“阿尔巴尼亚”在这里已经作为南斯拉夫国家历史基础的某种征结（sticking point）——甚至可以说是征状（symptom）——出现了。征状是冲突的象征性凝缩点，它引起了痛苦，但这痛苦有其功能，所以除非瓦解建立在痛苦之上的身份，否则很难、甚至不可能割舍这痛苦。对于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来说，在“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之中象征性地凝缩了的是什么？这很关键，不过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些位置服务于南斯拉夫国家的功能：表现为国家统一的观念，而起作用的方式则是作为冲突矛盾点。游击队在阿尔巴尼亚夺取政权时没有依靠红军的任何军事支持，但没有人会试图假装霍查的政权不是一个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政权。^13^ 而铁托的政权是在红军的帮助下成立的，于是不得不发表许多言论、洒下一些鲜血，以说服其支持者：它真的与斯大林主义拉开了距离。

二站后斯洛文尼亚的经济重建中的企业国有化容易被误认为社会主义，我们要记住，铁托的早期措施都忠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其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稳定资本主义，这样我们下面才能理解经济的“自我管理”要怎样繁荣起来。不过，后来资本主义的稳定只是成为了官僚系统建立的前奏，因为官僚系统是与斯大林割席后铁托继续掌权的唯一途径。这个“工人的国家”被迫执行了驯服资本主义而把它为首要生产方式的任务，但也只有这样它才能维持对工人或者任何危险的社会主义民主诉求的控制。“自我管理”的主要理论家，斯洛文尼亚人爱德华$\cdot$卡德利，曾是铁托在游击队斗争中的同志，他作为铁托的经济政策顾问的历史卓有成效。他擅长政治公关，能使管理异议和引导实用主义的政治路线看起来与反资本主义斗争相一致。为了把南斯拉夫模式的成功打造成“既民主又社会主义”的广告，这也是他后来做到了的^14^，需要一些令人惊叹的符号设施。当然，一方面，民主的缺乏以及腐败和秘密的警察机构^15^意味着像“民主”这样的能指可以被政权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会受到太多的反对——除非，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政权的反对者可能会过于严肃地看待把民主的言辞，真的要求当局履行其承诺。 ==YUGOSLAVIA – TO SLOVENIA 17==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对“自我管理”这一描述中的存在的前提是经济企业去国有化。^16^也就是说，要使用“社会主义”这一能指，在实践上就要求不能有任何东西真的在向社会主义靠拢。因此，这个能指被抽走了西方左派在呼吁社会主义时通常会唤起的内容。我们下面会看到，自我管理会产生一些相当灾难性的影响，煽动企业之间的竞争加速，形成更广泛的离心力，让中央国家的镇压最终无法遏制。

与莫斯科的割席确实在处理内部异议方面给了铁托政权一些自由的空间，这包括通过在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势力范围的监督方面更多地服从于西方换取在对政治反对派的监督方面减少一点来自西方的压力。南斯拉夫被接纳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并在1950年支持了帝国主义对朝鲜的干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地位意味着它既可以与苏联也可以和西方对抗，而其条件是它必须控制自己的国民，以免干扰这种微妙的平衡操作。1952年南共六大把共产党改名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1958年的七大则就是否有可能在联邦内实行多党制进行了一些公开讨论。答案是否定的，多党民主制是不合适的，正是这次大会正式选择了“自我管理”作为一种经济-政治体制。

在这个苏联和西方之间的缓冲区内运作的南斯拉夫，完美地展示了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描述的“文明”的特征。文明可以通过“削弱和解除个人的攻击性，并在他体内设立一个机构来监视它，就像在被征服的城市中的驻军一样”^17^，来管理个人的侵略欲望。问题之一是，需要不断向外人保证，与他们的外交关系将得到维持，因此任何被视为攻击性的内部异议都必须被严格遏制。而这种国家机器，因为担心敌对的信息和冲动会被送入外部世界，而对自己的民众进行监控，需要将观察机器和居民严格分隔开来。这至少意味着，任何“自我管理”只能作为一种自律的形式来运作，在自律中，超我的机构（也就是弗洛伊德在这里所说的）被转移到每个特定主体的内部，这样他们就会各自承担起管理自己的责任。

那么，这正是米歇尔-福柯所描述的对有纪律的、自我调节的个人进行管理的环境。 ==18 SLAVOJ ZIZEK==

也许，福柯成为1980年代南斯拉夫（至少在斯洛文尼亚）反对派运动的理论参考点之一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福柯关于纪律和忏悔的论述，需要对欧洲这个边缘地区的条件的特殊性加以说明。可以肯定的是，南斯拉夫国家的这一形成过程与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提出的任何对国家机器的拆解的概念相去甚远。铁托能够拆除“无产阶级大队”，这样不是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推翻，而是做到了对国家的接管和完善。^19^

在国家之内又反对国家

齐泽克在20世纪80年代收集和阐述的概念参考点已经嵌入南斯拉夫政权的意识形态机器结构中。而齐泽克本人有时也被嵌入到这个机器中。 1971年他在卢布尔雅那大学完成了第一个学位，哲学与社会学；1975年他完成了关于“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硕士论文，但当局却认为他在意识形态上不适合担任讲师。他依靠父母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他父母显然是那种死板（hard-line）的共产党人。^20^他翻译德语哲学赚了点钱，直到1977年他找到了一些更有保障的工作，一份在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为官僚机构撰写演讲稿。这项工作包括为委员会的会议做记录，协助做一些奇怪的演讲，生产他后来要批判的符号机器的形式，这不仅使他对共和国一级的党的机器有了一些内部的工作知识，还使他能够获得参加国外学术会议的财政支持。^21^ 讲南斯拉夫的这段历史不只是为了解释齐泽克为什么写他写的东西，好像我们可以拒斥它在更广阔的范围中的意义。相反，这种解读，这种关于南斯拉夫的象征性空间是如何围绕着某些谎言和不可能性的点制造出来的解读，同时把那些西方人，那些凝视着新生的共和国中在发生的事情的人，包括在内。西方在铁托与斯大林的疏远中有着关键的利害关系，而且它随后在斯洛文尼亚与联邦的分离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想落入对南斯拉夫解体的最简单和最魅惑的解释，即所谓深刻的民族对立总是隐藏在表面之下，准备在社会主义制度解体时爆发出来云云，那么我们就需要密切关注西方干涉这一进程。所谓南斯拉夫解体是由古老的竞争驱动的这一图象，也是对资本主义下的冲突的一个最有力的意识形态解释的关键。 ==YUGOSLAVIA – TO SLOVENIA 19=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以波黑交战社区为背景的电影，如《地下》，正是以这种方式在意识形态上发挥作用的，^22^而西方一些激进分子提出的各方都有责任的无望论调，也同样存在问题。将弗洛伊德关于被征服的城市中的驻军的描述推向深入，并将其与后来的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拉康的理论——联系起来的问题是，观察机构（observing agency）所担心的攻击性最初是如何开始出现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的保护总是需要加强对妇女的控制和暴力，作为对国家的能指——通过母性和后代的繁衍^23^。 1961年，游击队斗争中半自治的妇女组织，后来演变成的妇女协会联盟遭到废除，党成立了“妇女社会活动会议”。堕胎在1974年后可以自由实施，但这种避孕方式在1980年代末受到攻击。到1990年代初，独立的妇女网络在各共和国都已停止运作。通过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不断增加，军事暴力得以产生和增殖，而贝尔格莱德的反战团体如“黑衣妇女”经常受到人身攻击。^24^ 因此，社区之间的对立与男女之间的对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现象被拉康理论用“性化”的僵局（deadlocks of “sexuation”）来描述。^25^ “性化”的作用和女权主义者对国家挑起和释放的暴力的反应，为试图理解南斯拉夫解体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使用齐泽克作品的人提出了问题：这个国家的力比多经济是如何构成的，以至于它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能的关系，然后充满了对敌对和复仇的恶性幻想？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需要把焦点从南斯拉夫的构造缩小到塞尔维亚的特殊问题。

兄弟和统一

==20 SLAVOJ ZIZEK== 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情况下，还有一个严重的复杂性，那就是国家的完善也意味着联邦中每个独立国家之间关系的缺憾的重新浮现。在为不同加盟国选择能指时的谨慎表明了一些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五个以自己的共和国的“民族国家”（nations）作为基本参考点：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以及九个不同的受承认的族裔类别（ethnic categories），其中包括一些不容易与地理区域相对应的类别。除了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之外，其他族裔群体有主要在伏伊伏丁那省的匈牙利人，主要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26^以及主要在波斯尼亚^28^的穆斯林（“一个民族类别（national category），指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皈依伊斯兰教的南斯拉夫人”）^27^。此外还有 “南斯拉夫”这一族裔自称（ethnic self-designation），其规模在1971年至1981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的身份认同是本可以形成的。^29^

身份陷阱和（单一）族裔主导的语言

铁托那句老生常谈的“兄弟情谊和团结”^30^——后来被米洛舍维奇采用，并注入了更多险恶的内容——同时表达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联邦的计划，以及，我们可能会说，是“压制了”塞尔维亚的主导地位。虽然共产党已经正式放弃了其早期（从1919年到1923年）的立场，当时提倡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将民族的特殊性溶入一个新的南斯拉夫民族，^31^当党掌权时，旧的大塞族沙文主义的痕迹仍然嵌入国家的运作中。如果我们不想陷入对集体化的塞尔维亚人心理的某种阴谋论的形象刻画，这种“压制”的性质需要仔细加以说明。一方面，铁托是克罗地亚人，他的铁腕意味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有足够的机会抱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联盟正在策划伤害塞尔维亚的利益。例如，从中央集权的国家计划到联邦的转变，部分源于苏联类似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不得不施加一些压力，使南斯拉夫的党与之保持一致。^32^

在这个意义上，对塞族民族主义潮流的野心确实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压制”，而后来围绕米洛舍维奇的这股潮流的胜利出现，可以用一种非常宽松（而且不是非常精神分析式的）的方式来理解，即“被压制者的回归”。二战后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活动家的收服同样也是对塞尔维亚族敏感心理的一种让步，它将镇压与煽动抵抗联系起来，与被拒之门外的东西的“回归”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塞尔维亚在不同形式的国家机器中的结构性主导地位的组织方式使得对它的投诉好像即使不是叛国，也至少是不合理的；这种组织方式也为以下情况提供了舞台：拥有最多特权的人将反抗解释为挑衅，并将对这种挑衅的反应解释为可视为“防御机制”的正当行动。

==YUGOSLAVIA – TO SLOVENIA 21==

这里有相当明显的语言问题。虽然斯洛文尼亚语在1920年代被该党视为只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一种方言，但共产主义者联盟承认的“民族国家”（nations）、“民族国籍”（nationalities）和“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的复杂拼贴组合确实包括了对不同语言的承认。然而，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书写是用西里尔字母——也就是苏联以及保加利亚采用的符号——而在克罗地亚却使用罗马字母。而标志着两个不同主要民族的存在的不同能指的实体铭文，在军事机构中相当明确地发挥作用。军事指挥机构使用西里尔字母，说法是统一使用的字母可以减少混乱，而这也有助于维持塞尔维亚族在军队的优势。不同的共和国有自己的领土防卫部队，但没有自己的军队（而联邦军队是由贝尔格莱德控制的）。因此，我们甚至不需要用到关于联邦不同地区的塞族人占优势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军事生活的说法^33^，就可以理解这种特权是如何反复地被写入不同民族的关系中的。20世纪80年代在斯洛文尼亚进行的一次重要审判是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进行的，理由是这是一次军事审判；但这时，这种伎俩只是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贝尔格莱德的主导地位。

实践中的自我管理

在南斯拉夫国家的经济运作中存在着一个致命的悖论，即贝尔格莱德放松控制会加剧不同共和国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从与斯大林决裂前的“计划经济”和对私营部门的控制，转变到实施自我管理，需要放弃国家所有权和农业集体化，“依靠市场机制”，“更多地使用金融工具”和预算编制的权力下放，在地方上自由分配收入和“恢复消费者的主权”^34^。中央的经济控制最终被放松，以至于各共和国的银行和经济企业必须承担预算和财务管理的责任。这样把责任分配到地方上，指望各共和国自力更生，也就意味着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就是激烈的竞争。

==22 SLAVOJ ZIZEK==

到20世纪80年代，不同共和国之间的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指数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科索沃的情况相当糟糕，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贝尔格莱德是个例外），而斯洛文尼亚则远远领先于其他共和国。^35^ 随着反对派运动在1980年代得势，这样的差异使得从贝尔格莱德对经济进行控制的政治企图更加明显。出于地方的、实用主义的政治原因，工业生产有很多不必要的重复，而来自中央的决定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例如，官僚们将钢铁生产从斯洛文尼亚转移到波斯尼亚，而这意味着进口钢铁将比在国内生产更便宜。^36^

自我管理也包含了一种离心的动力机制，其中异议的表达必然与对塞尔维亚的控制的不满意相联系。整个联邦没有任何公开民主讨论的舞台——也就是说，跨国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组织受到禁止——这意味着反对意见只能在各共和国内部发表，只能去反对中央。任何对普遍民主权利的要求在进入政治舞台时都倾向于被扭曲、“特殊化”、“民族化”。^37^ 贝尔格莱德不仅面临着来自经济较发达的共和国，比如斯洛文尼亚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也面临来自其它地方抵抗。到了80年代，贝尔格莱德面临着更紧迫的问题，其中包括守住科索沃；这是南斯拉夫贫穷落后的一部分，但相比于斯洛文尼亚，它却是塞尔维亚族民族团结的一个更有力的指标。我们稍后会更详细地研究斯洛文尼亚抵抗运动的出现——毕竟，在那里我们会更好地了解齐泽克看待世界的经济-政治坐标。但我们首先需要更仔细地看一下科索沃问题。

齐泽克为英语世界的左派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些拉康式的坐标，让我们了解“东欧民族沙文主义重新出现为一种‘减震器’来对抗突然暴露在资本主义之中导致的开放和不平衡”。^38^ 但在我们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翻译成齐泽克风格的拉康语言之前（我们只有在第三章才能足够详细地这样做），我们必须首先知道如何把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特殊的民族主义迷恋转化为容易被精神分析解读的东西。

==YUGOSLAVIA – TO SLOVENIA 2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对南斯拉夫部分地区的占领——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分裂也将卢布尔雅那置于意大利的管辖之下——使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隔壁的恩维尔$\cdot$霍查的斯大林主义领地在共同的土地上聚集起来。铁托在1943年派往科索沃和马其顿的特使报告说，在科索沃进行反法西斯的游击队军事斗争的条件更加困难，因为当地居民害怕恢复塞尔维亚的统治。国家在二战前曾使用系统的恐怖手段，使阿尔巴尼亚人从科索沃移民到土耳其或阿尔巴尼亚领土。^39^塞族和黑山定居者也继续在科索沃境内的当地共产党机构中占主导地位，而且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明确表示希望科索沃在战后被纳入一个新的统一的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然而，铁托选择了安抚塞族人，作为稳定南斯拉夫的计划的一部分，以符合斯大林关于该国应属于西方势力范围的要求，而对阿尔巴尼亚抵抗运动的承诺在1945年被背弃了。^40^科索沃在1946年获得了有限的地区自治权，但在1956年又遭到了进一步的镇压，约有100人被安全部队杀害，展示阿尔巴尼亚国旗将被处以监禁，直到1966年。^41^

污点被纯洁者清除

我们已经指出阿尔巴尼亚如何成为了南斯拉夫政权的斯大林主义的反面形象，它本身就是苏联政权的二重奏。因此，阿尔巴尼亚是铁托-斯大林分裂的剩余物和提醒（remainder and reminder），它本身就存在斯大林的忠实盟友霍查与南斯拉夫境内受塞族政府管辖的愤怒民众之间的分裂。正是在那时，在塞族民族主义复兴的背景下，首次开始有人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提出“种族清洗”的指控。1986年贝尔格莱德的情报人员和教会代表的请愿书要求“有权利维持精神认同、捍卫塞尔维亚民族文化的基础和我们民族在其土地上的肉体生存”。^42^

当然，对“种族清洗”的指控和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强奸指控也引起了人们对各共和国新兴的“道德多数派”的明确的和隐性的议程的关注。对土地控制权的争夺和对不同族裔人口减少的焦虑也迅速调动了关于“共同体”和“家庭”的主题，以及妇女的地位、作用和责任。在这些民族威胁的条件下，“妇女既被宣称为罪魁祸首，又被称为受害者”；例如，克罗地亚民族的悲剧被“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归咎于“妇女、色情和堕胎”，该共同体在1990年共和国的多党选举中上台。^43^ 虽然东欧妇女的实际地位与斯大林主义官僚所宣称的两性平等并不一致，^44^但随着官僚体制的瓦解，民族主义运动席卷而来，并以妇女为祖国生儿育女的形象为荣。^45^然而，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注意，不要把这些反动的形象看成是凭空冒出来的泡泡，好像它们是本能的自然欲望，只是后来被国家平息了。事实上，在那个“社会主义”时代，“国家控制的社会化进程和对作为社会化媒介的家庭的不信任，与传统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要素矛盾地吻合在一起。”^46^新的民族主义运动能够做到的是所谓的实现对真正母性的渴望——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既由官僚机构煽动，又被其挫败。

==24 SLAVOJ ZIZEK==

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主题能够动员和分裂各共和国的民族社区，那就是反犹主义。但是，在南斯拉夫解体时期，“犹太人”的形象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值得我们在转向齐泽克对资本主义下反犹主义作用的理论阐述时铭记。在法西斯占领时期，克罗地亚的乌斯塔什和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都对犹太人进行了屠杀，无根的世界主义形象在斯大林进行的大清洗和他在1953年去世前策划的反犹主义大屠杀中表现得足够强大。“犹太人”作为一个特别的可识别的跨国的族裔类别（cosmopolitan category），不能被任何一个共和国完全同化，也不能指望他们对东正教共同体的忠诚。

在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之间的冲突中，犹太人的形象还被赋予了一系列复杂、矛盾的含义，为反犹太主义提供了方便的置换和强化。这一情况的一个方面可见于塞族话语中凝缩的形象，即阿尔巴尼亚人“肮脏、通奸、贪婪、暴力、原始”，斯洛文尼亚人是“不事生产的商人”，这些凝缩形象相当于更糟的东西，就像对犹太人的刻板形象。^47^ 在克罗地亚人的想象中有另一套凝缩，认为塞族与犹太人合谋欺骗他们。这种意识形态过程还有另一个奇怪的方面，是这些归因的镜像，有助于折射和重复特定形式的反犹主义，就是塞族人有时把自己定位为“犹太人”，作为南斯拉夫的“被选中之人”。在这种自我定位中（这种定位也有助于证实克罗地亚人的阴谋论），阿尔巴尼亚人是穆斯林“恐怖分子”，他们想把塞尔维亚人赶出科索沃，就像阿拉伯人想把犹太人赶出以色列一样。^48^ 官僚机器的不同部门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勾结在这些种族纯洁和性别的幻想中，把那些将斯大林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扭曲形态的左派批评家的任务变得十分困难。(我们将在第四章更详细地研究齐泽克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如果说，像在许多人眼里那样，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南斯拉夫政权（以“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在不同的企业和共和国之间实施自由市场竞争）有效地抹黑了，那么左派下面还要面对更多的冲击。1987年，真理国际（Praxis International）的编辑们公开为他们一年前在科索沃为塞族人权利的呼吁书上签字的决定辩护。总部在贝尔格莱德的“真理”组织一直是南斯拉夫境内左派的批判性良知，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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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把那些拒绝让政权完全把“马克思主义”一词占用为其意识形态合法化策略的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49^ 他们对塞族人权利的呼吁标志着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变，并利用了塞族人正在从科索沃村庄被“清洗”的想法。事实上，到1987年米洛舍维奇上台时，甚至连阿尔巴尼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运动的证据都很不可靠。科索沃正迅速成为塞尔维亚民族完整性的试金石。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在1982年发出的“保护科索沃的塞族人口及其圣地的呼吁”已经逐步加大了压力，其措辞与齐泽克关于科索沃作为塞族人欲望的客体成因的作用的理论阐述惊人地相似。呼吁书提到塞尔维亚自1389年以来为“维护对它的实存的记忆”在科索沃进行的战斗，并再次重复了米洛舍维奇的话，即“对塞尔维亚民族来说，没有比科索沃的存在和神圣性更珍贵的物品（对象）、过去、当下或者未来”。^51^

有人认为，米洛舍维奇1987年4月到科索沃参加党代会是塞族民族主义发展的转折点，是“对塞族人被选中的创伤的重新激活”。^52^ 这种精神分析的说法，与拉康式或齐泽克式的解读相去甚远，但确实有益地引起了人们对一些关键主题和问题的关注。正是在听了13个小时关于在阿尔巴尼亚人手上受害的故事之后，米洛舍维奇皈依了1389年科索沃战役时与土耳其人的战斗中的塞族身份之神话锚点。米洛舍维奇“从这一经历中脱胎换骨，戴上了塞族民族主义的盔甲”，^53^ 随后，随着把1389年战斗英雄拉扎尔的尸体带到塞族村镇巡礼的决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存着的”那个“被选择的创伤”重获了新生。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件重新激活与“受创伤的自我形象”相联络的“情愫”（affects，那种我们会体验为独特的情感的强烈的机体的状态）的方式。

我们在这里关注的不是科索沃战役故事的历史准确性，而是这个故事是如何作为塞族人的身份认同的约束力量而被世代相传的。关键问题是这种“影响”如何在500年后仍得以传播和重新激活。回答这个问题而不诉诸某种遗传或心灵感应的唯一方法是把“重新激活”看作一个过程，它被用来修复一些无法忍受而不可理解的事情，使它回溯性地成为现实。这样回溯地生产过去的事件，而后觉得它“导致”了现在的创伤性情愫，正是弗洛伊德对症状之出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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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创伤的回溯性生产是拉康在回归弗洛伊德时发现的，并在齐泽克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然而，要让像米洛舍维奇这样的人物被吸引到像这样的事件中、把它当作创伤性的时刻，并让塞族人围绕着它哀叹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以使他们感觉有让他们想去报复所有令其想起其卑微处境的人的驱力，还必须有另一个诱因（precipating cause）。这样一来，“创伤”就能起到集体历史和个人经验的一个原点的功用。

理论抵抗和政治实践

正如齐泽克谈到那场内战时指出的那样，^55^我们得有一个“理论框架”，才能不把事实搞错。简单地复述“何时发生了何事”，很可能会使我们陷入事实和概念上的错误。然而，如果我们用的是像精神分析这样的理论框架，我们还得能说明其中的概念假设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要作出任何精神分析式的解释，我们得先知道它里面不同的元素怎么这么有能耐。已经对政治场域的结构化做了这样的阐述，以便精神分析的解释发挥作用。当人群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被从土地上剥离，他们的劳动力被异化时，就会出现精神分析的主体性——一种被排除在日常话语之外的经验。这些不可逆转的划分的主体随后看到，被压抑之物从这些新的不可能性条件中的构成物中，作为对他们来说是“无意识的”的东西回归了。正是在这些条件下，通过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表达的，对某种与共同体的有机联系感的怀旧渴望，不仅能在意识形态层面发挥作用，而且能作为其意识形态吸引力的一个条件，在情愫的层面发挥作用。^56^

关于理论的作用，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对黑格尔的解读，对黑格尔来说，三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区分看起来好像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意识形态形象，并给管理着东欧缓冲国的官僚们提供了很大的安慰。对黑格尔来说，“农业阶级”由贵族和农民组成，“商业阶级”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而“普遍阶级”则由公务员组成。^57^ 我们知道把社会描绘成把工人和雇主是一起的、好像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一样的理论是多么具有魅惑，^58^而马克思所争辩的正是“商业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这种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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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可以想象，商业阶层和负责管理商业阶层和农业阶层的“普遍阶级”之间的共同利益的形象，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会多有吸引力。也许，这对南斯拉夫那些从他们占据着启蒙了的“普遍阶级”的位置的想法中寻求思想安慰的人、那些官僚来说会更有吸引力。 “自我管理”的发展使雇主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区分变得模糊，使工人的组织服从商业的亟需（imperatives）。^59^ 而通过描述新出现的官僚阶级来为南斯拉夫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些反身的自我批评的那种尝试，只是为了合法化这种从马克思到黑格尔式范畴的置换。^60^

南斯拉夫社会的概念架构本来能够维持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潮，但随着国家开始解体，官僚体制下的生活纹理的断层开始成为战斗的阵线。也就在那时，我们看到南斯拉夫国家的不可能性之条件开始成为齐泽克将黑格尔、拉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之条件，不仅是作为证实，也是作为批判。

齐泽克1990年对南斯拉夫解体的论述，最初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61^他运用拉康的框架，先是来描述“享乐被盗”，^62^其中说到，原本从未拥有的东西被感觉是被他人偷走了。对精神分析来说，我们无意识地追求的欲望对象总是已经是一个“失去的对象”，因为它从来没有经验性的现实，而又在作为幻想性的诱惑发挥作用，好像它是我们曾经享受过的东西。齐泽克发展拉康的观点、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兼容的方式，需要单独讨论，我们将在第三章再讨论。不过现在我们可以从齐泽克的论述中看到的是对民族对抗的描述，这种对抗已经被结构在南斯拉夫的国家机器及其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形式中了。

一方面，齐泽克坚持认为“享乐被盗”的概念不仅适用于“落后的”巴尔干半岛，也适用于1980年代美国意识形态模式代表的政治进程。在这方面，围绕着我们自己特别的民族“原质”的意识形态幻想的聚集，被描绘成一旦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就会爆发出生命的东西——这种生命是对他人的死亡仇恨。当然，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它总是处于“危机”之中。它的“最核心的对抗性特征”导致这个经济系统运行的方式就是不断激起无法完全满足的新需求。^63^ 另一方面，齐泽克提供了南斯拉夫的缩略图，作为这种过程的一份“案例研究”，其中每个民族都“建立了它自己的神话，叙述其他民族如何剥夺了它的享乐的重要部分，拥有它，它就能生活得圆满”。^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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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方在1980年代末非常享受的东欧“民主的重塑（reinvention）”，是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重新引入了必需的对抗之形式。当“极权主义”的杯盖被揭开时，我们看到的不是西方热切期待的民主欲望的“自发”迸发，而是“基于不同的‘享乐被盗’的建构的更多族裔冲突：就好像在共产主义的表面下，闪烁着大量的‘病理性’幻想，等待着他们到来这里的时机。”^65^ 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齐泽克的论述中关键的小提示。在表面之下“好像”有病理性的幻想，当系统中引入了不平衡时，正是对各种敌人的建构引起了某种敌意。当对族裔仇恨进行精神分析的论述时，总是有一种危险，那就是把它解读为对生物学的本能过程的发现，同样的危险也适用于齐泽克的解读。^66^ 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是，南斯拉夫国家是围绕着某些形式的结构不平衡而构成的，各共和国之间的差异已经构建了某些独特形式的族裔对抗。

齐泽克的论文的归结于呼吁要有“更多的异化”，以此作为一个有机共同体与那令人窒息的幻想保持一定距离，这中幻想来自新的资本主义政权，也来自相应的把在它之外的每一个共同体都配置为要对“享乐被盗”负责的“民族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于是“建立一个与公民社会保持距离的‘异化了的’国家，也就是‘形式的’、空的、不体现特定族裔共同体的梦想”将是 “保存为他们所有人开放的空间”的一种方式。^67^ 关于这个提议，需要注意的是，对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距离”的呼吁，重复了齐泽克远在资本主义被重新引入之前就一直在呼吁的事情。他在1980年代所倡导的抵抗策略已经被用来与地方官僚机构和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控制权相抗衡。因此，我们现在把注意力从塞尔维亚转移到斯洛文尼亚，看看这种抵抗是如何展开的。

斯洛文尼亚之春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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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联邦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各种不可能点被远远超出其控制的事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西方的经济危机和苏联的政治解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追讨南斯拉夫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危机时积累的巨额债务，那时若干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大国正在走向破产。南斯拉夫内部的民族国家对立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体，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干预而变得更加复杂。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记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一正是加剧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因为不同的经济体系在竞争日益减少的资源。欧洲和美国在南斯拉夫的命运中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

斯洛文尼亚太被西方看重了

尤其是斯洛文尼亚，它是一个西方想要抓住并纳入资本主义的重要经济目标。1991年，斯洛文尼亚约占南斯拉夫人口的8％，但其国内生产总值却接近18％。它是经济上最发达和最高效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贡献了南斯拉夫的出口30％，与西方之间已经有了强有力的贸易联系。帝国主义闯入南斯拉夫并将最有利可图的部门纳入自己的生产轨道的野心，与斯洛文尼亚内部的特殊国家利益和对自由竞争的适应性不谋而合。^68^ 如前所述，斯洛文尼亚是最富裕的共和国之一，并明显受益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方面。世界银行的一位顾问，也是1991年分离后的斯洛文尼亚政府的副总理，提到过从斯洛文尼亚的角度怎样看待南斯拉夫经济政策的不同时期。注意，在他对“经济决策权的形式上的分配”的不同时期的论述中，“社会主义”的形象是相当消极的：“行政社会主义”（1945年至1952年）、“行政市场社会主义”（1953年至1962年）、“市场社会主义”（1963年至1973年）和“契约社会主义”（1974年至1988年）。^69^ 80年代斯洛文尼亚的民主化进程也与它更灵活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因为与南斯拉夫其他小共和国不同，它的工业分布于一些省级中心，而不是首都卢布尔雅那，这有利于吸收单个部门的衰退或关闭的影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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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的观点是，至少在1991年之前，西方一直试图保持南斯拉夫的团结。^71^ 然而华盛顿公开宣称的愿望是否一定与西欧的利益相同，似乎并不那么清楚。在1991年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之间的十日战争中，贝尔格莱德最后一次试图镇压卢布尔雅那的反对派势力，但冲突相当容易地解决了。斯洛文尼亚同意推迟三个月分离，^72^同时贝尔格莱德撤军。看起来可能是，尽管美国有可能想阻止南斯拉夫的分裂——齐泽克给出的证据是他看到美国国务卿詹姆斯$\cdot$贝克在电视上支持南斯拉夫军队^73^——那这也是只为了遏制德国的野心，而不是其他什么。其他怀疑德国计划的西欧国家也有更多的理由对南斯拉夫的解体持谨慎态度，英国、法国和希腊出于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不同时期明确地与塞尔维亚站在一起。^75^ 在那时，科索沃对贝尔格莱德来说是紧迫得多的问题，要通过坚守1389年的战场和创伤性的基础点来维持塞尔维亚的完整性，这种意识形态的亟需比坚守斯洛文尼亚更为重要。

斯洛文尼亚不是一个大国，1991年脱离南斯拉夫时，人口约为170万。这对政治生活的肌理产生了影响，可以一窥齐泽克在各种采访中关于他与有竞争关系的政治团体中的这个那个的人物的个人恩怨的评论的含义。例如，对80年代不同反对派运动的成份的一个估计是，和平运动可能有20个人，女权运动有十几个人。^76^当我们读到人权保护委员会等运动的活动时，也必须记住这一点，该委员会在1988年“斯洛文尼亚之春”期间为释放激进青年杂志《Mladina》的编辑和记者收集了10万个签名，因为这表明了当时人们围绕政治问题的动员规模。^77^

重视理论的文化的诞生

这场反对派运动的发展非常迅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齐泽克的作品中反映了这场运动的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法国理论资源的作用，二是流行文化的重要性。根据反对派运动内部的一个说法，1970年代的特点一方面是“社会的完全非政治化”，另一方面是研究活动的广泛参与。出现的政治理论潮流，一个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个围绕着《Problemi》杂志，受到阿尔都塞、福柯和拉康的影响。^78^齐泽克和所谓的“斯洛文尼亚拉康学派”^79^参与了这第二个理论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斯洛文尼亚对官僚机构中的政治反对派在理论上是受到了西方学者经常归为“后结构主义”的资源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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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齐泽克已经成了卢布尔雅那新兴的政治和理论活动家群体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其他一些人显然在他的写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我们将有理由在后面的章节中参考他们的作品，以进一步阐述他写作的来源和目的。我们业已参考了Renata Salecl对南斯拉夫解体中的性别和女权主义的一些反思，她对拉康的“性化”概念的讨论在后面会很重要。^80^ Alenka Zupancic关于康德的著作包括了对伦理的持续讨论，这为现象学在卢布尔雅那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背景。其实“后结构主义”这一术语对于描述齐泽克、萨勒克或祖潘契奇的作品，或姆拉登$\cdot$多拉或米兰$\cdot$博佐维奇的工作，是非常有误导性的，他们的兴趣主要在十七世纪哲学。^82^

在1970年代进行的理论工作中，出现了三个“亟需”。^83^ 首先，应该对那些对于政治化的经济和自我管理中提出的主张进行批判性的检验，这包括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歪曲。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斯洛文尼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以揭露所谓它是就是应该被恢复的“自然”之物的说法的意识形态效应。第三是对“异见”的批判，认为这种现象只是为了保持官僚机构的地位。这里的论点是，“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为国家扮演着构成性的角色：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官僚精英的思维方式基本相似，只是对事物的意义进行了颠倒。”^84^ 1980年代初出现的特定形式的文化抵抗，使反对政权的行为远远超出了“异见”的范围。

斯洛文尼亚的抵抗运动的特点是有一套特定的文化参考点，并将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抵抗形式加以阐述。这种抵抗采取了一些独特的、令人惊讶的形式。“最初有朋克”，^85^1977年朋克的出现后来将被看作是该国第一个挑战官僚机构的新社会运动的诞生。朋克文化的出现引发了斯洛文尼亚政治的新阶段，青年媒体——《Mladina》和“学生电台”——出现了大规模的政治化，随后冲击了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青年分支）。^86^到1986年，青年联盟与共产主义者联盟发生了直接冲突，它在1986年的大会上通过了改变南斯拉夫的22点方案。^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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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新慢板艺术（Neue Slowenische Kunst，NSK），它是一个由音乐、戏剧和视觉艺术项目组成的团体。Laibach乐队——卢布尔雅那的德语名称——已经因为佩戴纳粹标志直接拒绝和挑衅国家而惹上了当局的麻烦（将政治形象从其背景中剥离出来也是当时西方朋克的特点之一）；Laibach Kunst的宣言将自己与斯洛文尼亚的其他“替代文化”的场景对立起来，并反对将“异见”领域作为个人的自由空间、个人在其中想象自己能够远离党的机构、从而摆脱其影响。宣言呼吁“有意识地拒绝个人品味、评判、善恶信仰（convictions）的原则”，并呼吁“自由的去个人化，自愿的对意识形态作用的接受”^88^。 Laibach引入的一个关键策略是“过度认同”，这也是各种艺术项目对所谓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和不可动摇的的主张的“复古前卫”（retro-avantgarde）解构的一部分。

在这里，过度认同意味着拒绝任何距离，按照字面的价值接受主导的符号形式，并通过重复和反思它们的战术影响，将国家的反应带到崩溃点。过度认同提供了一种打破政权卫道士与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忠臣的反对派之间的僵局的方式，打破了“异见”的策略，后者的作用似乎只是为政权做了另一种掩护。整个20世纪80年代，主要的关注点是国家仪式，而在20世纪90年代，NSK建立了自己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把NSK的现象看作是“几篇齐泽克论文的戏剧化”，^89^但在80年代，这是“替代性社会的语言”。NSK的活动家确实参加了齐泽克的讲座，但他们后来坚持认为是Laibach首先使用了过度认同的“方法”，而齐泽克随后理论化了他们的做法。^90^ 不过还有一个反转，那就是对齐泽克来说，过度认同只是一种策略；它拒绝了国家暗中认可的“异见”立场，但这只是为了某种更强烈的对权力的拒绝争取时间。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这种强烈的拒绝是在个人“行动”层面上的，他不曾真的设想它发生在集体政治行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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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认同的策略也与黑格尔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传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相吻合，在安东尼奥$\cdot$葛兰西之后，^91^它常常被理解为与国家对立。斯洛文尼亚反对派中的一些思潮确实把公民社会领域的建制看作“民主的必要条件”。^92^ 这种思潮的形成不仅要区别于国家那种试图在其范围内阐明所有活动的方式，而且还要“反对任何和谐共同体的想法”，后者会代表民族主义和仇外的利益。这些选项中的第一个——将民间社会的所有活动同化于国家，以便有效地扼杀反对派——是国家在80年代前半期采用的一个强有力的战略。事实上，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自己也曾拼命诉诸葛兰西的修辞，试图在80年代末收编左翼反对派。^93^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齐泽克坚持黑格尔式的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区分，却拒绝葛兰西式的尝试，不愿声称公民社会是进步政治的场所。对齐泽克来说，往往公民社会才更像是问题所在，而反对斯洛文尼亚反对派运动的公民社会动员，是对那些将其理想化为反抗国家的力量的人的警示。

这种（当时是由国家动员的）“自下而上的极权主义”意味着对替代性空间常常无计划但却有效的扼杀，这种扼杀“由人民自己发起、实施和执行”，这样人民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和国家良知的综合体”。^94^ 为了给那些在对与《Mladina》和南斯拉夫军队中的一名斯洛文尼亚军士长相关的一次军事审判中被诬陷的人辩护，成立了捍卫人权运动委员会，这之后，一场共和国范围的民主权利运动的发展随之而来，最终导致1988年各个政党的形成。

在1990年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Demos「Demokratična opozicija Slovenije，斯洛文尼亚民主反对派」——一个由五个不同的反对派团体组成的联盟——获得了大约55%的选票，一位基督教民主党人成为总理。新政府实施的经济“休克疗法”方案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感到高兴，但实际上无非是加速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1990年7月就已经制定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经济休克政策的措施，第纳尔的可兑换性，财政政策的变化和限制性货币政策——将由“异端休克”政策来补充，这将“吹灭心理上的通货膨胀”，并使人们为大规模私有化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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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把斯洛文尼亚变成一个与西方结盟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的政党的胜利，展现了另一种公民社会的观念，而斯洛文尼亚见证了新的“道德多数”的蓬勃发展。^96^ 这些运动的方案不仅包括文化沙文主义，还包括促进家庭生活和颂扬有助于国家发展的育儿母亲，并因此限制堕胎权和对同性恋“堕落者”的攻击。^97^ 在这方面，斯洛文尼亚道德多数派的崛起与其他南斯拉夫共和国的右派崛起相类似。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小觑的因素把斯洛文尼亚与塞尔维亚区别开来：斯洛文尼亚82％的人口是天主教徒，而塞尔维亚在道德方面由东正教会管理。基督教也是一种随时可以动员起来参与国家建设计划的力量。早在1991年，一位来自卢布尔雅那的评论家就指出，妇女几乎从政治中消失了，她们的新任务是生产尽可能多的新生斯洛文尼亚人，并总结道：“新的民主是男性的、菲勒斯制的（phallocratic）民主”。^98^ 在2003年与伊拉克的战争前夕，斯洛文尼亚是渴望签署支持美国行动的声明的东欧“十国集团”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之一。

新秩序

那么，在斯洛文尼亚新秩序的诞生过程中，齐泽克在哪里？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齐泽克在1990年的选举中是主席团（collective presidency）的候选人之一，并以自由党的名义参选（他就差一丝一毫就当选了）。选举结束后，他做了一件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左壬绝不会做的事情”——他“支持了执政党”——到1995年，他已经在宣称“是我们的党把斯洛文尼亚从其他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在这种新的资本主义背景下，他显然做出了选择，而这是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区别的观点为依据的。黑格尔对公民社会持怀疑态度，而齐泽克在这方面重复了黑格尔的态度。如果当时公民社会确实在起到“道德多数派、保守派和民族主义压力团体的网络，反对堕胎”的作用，那么这种“来自下面的真正压力”就需要由国家来反击；按齐泽克的说法，“在斯洛文尼亚，我支持国家，反对公民社会！”。^99^在这里，齐泽克放弃了对国家“过度认同”的策略，而选择了对国家的直接认同；这就好像“建立一个与公民社会保持距离的‘异化了的’国家”^100^梦想成真了。

正如齐泽克在1990年为《新左派评论》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重塑也是西方人非常喜欢的“民主”的重塑，而当左派以如此热切的渴望凝视时，当然也会被牵连进这一场景中。他对西方左派就各种对南斯拉夫国家的反抗运动采取的策略作出的定论（verdict）过于敏感，这也可以理解。^101^ 正如他所指出的，波黑内战期间西方自由主义者对萨拉热窝的“受害者”的着迷凝视，是一种一旦受害者开始反击，就不会考虑继续支持他们的凝视。他对“表面上的多元文化、中立、自由主义的态度”最为蔑视，这种态度“将自己置于见证者的角色”，没有看到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战争“完全是欧洲文化动力机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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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该指出的是，齐泽克自己也在迎合这些听众。例如，他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对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的回应《反对两面讹诈》，抱怨北约的轰炸“标志着联合国和安理会任何严肃作用的结束”，他呼吁建立“跨区域政治运动”，从而拒绝选择站在华盛顿或贝尔格莱德一边。^103^ 也许这在反对帝国主义干预的左派听来足够悦耳，而且当时齐泽克看起来确实在支持反战运动。然而，有两个版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在这些文章发表之前，他从已经电子邮件上流传的原始版本中删去了这样一句话：“所以，作为一个左派，我对“炸还是不炸？”这一难题的回答是：“现在的炸弹还不够多，而且炸得太晚了。”^104^ 而且在其他采访中，他很高兴地说，他“一直赞成军事干预”^105^。

当我们读到齐泽克对一位来自西方的记者说：“别忘了，在我这里，一切都与表面上的情况相反”^106^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他的这句话的字面意思。齐泽克是矛盾的，而我对南斯拉夫边缘生活的矛盾性的分析是描绘这一点的一种方式。70年代为谋生路与斯大林官僚机构战术性媾和，90年代资本主义覆辟后又公开支持斯洛文尼亚的国家，完全不能贬损齐泽克所写的内容；但当他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时，我们可以对他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做一些同志式的马克思主义评估。当他宣称用了精神分析的理论时，我们得检查这些主张，看看它们是否说得通，又可能有什么局限。对于将一个信息以其相反的形式——作为真理——返还给一个主体来说，拉康理论特别有用，在这里它把信息返还给了喜欢说对他来说一切都与看上去的相反的齐泽克，所以我们就可以认真对待这个主张，把它当成真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个旨在让批评者缴械的玩笑。而黑格尔式的修辞则需要评估，以确定它是真的是用来批判国家的，还是用来支持国家的合法性的。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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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时间为:2021-04-04 06:40:00